此是良田好耕植

“在我幼稚的心中，商务印书馆是一座屹立在上海的巍峨大厦，里面住着几位传授知识的大师，如张元济、高凤谦……”这是20世纪初，留在少年冰心心中的商务印书馆。

21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我采访了一位百岁老人———戴孝侯，这是一位与商务印书馆风雨同行了80年的老者。交谈中，他赞美商务印书馆的传统，感叹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在他的诉说中，我看到了一个依然成长着的商务印书馆。

百年商务，留给每一个与她相知的人的是百年的激情，百年的青春，百年的奋斗，百年的探索。

上个世纪之交，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已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内忧外患，维新思潮涌动，除旧布新呼声日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商务印书馆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它自觉地站立在新时代的潮头，编印新式教科书，翻译出版英语读本，印行西方学术著作，以为新学、西学、新式教育鸣锣开道的实业，走过婴儿期，为自己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出版史上赢得了一席地位，也为中国现代出版业在世界同业中拓出了一片天空。

1897年2月11日，在上海英文《捷报》做排字工的青浦人夏瑞芳不堪忍受洋人的欺辱，和妻兄鲍咸恩、鲍咸昌，同学高凤池等凑了3750元钱，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租了两间房子，开了一家小小的印刷厂。鲍氏兄弟在教会清心书院任教的姐姐依据从业的性质，为这个小厂起了个名字：商务印书馆。英文名字是CommercialPress。

四位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不会想到，此举，对于与书为伴走过千百年的中国人将意味着什么？与中国近代文化繁荣及现代出版业的形成有什么关联？

创办之初，商务印书馆正如它的名称所示，只是一个“印书房”，全部家当就是几台手摇脚踏的印刷机，业务就是为教会印刷《圣经》，承印商业表册，代印报刊，偶尔印些一般书籍。据《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记载，1898年该馆就编辑出版了谢洪赉译注的《华英初阶》和《英华进阶》；1899年出版了据邝广灼所编《华英字典》修订的《商务印书馆华英字典》；1900年出版了英汉对照本《英华地理问答》。透过这些，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找到商务创办者们创业的动机。七位创办者之一的高凤池的一段话，也给我们提供了观察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视点。他说：“我觉得社会中有三种事业非常重要。一种是银行，一种是报馆，一种是书业。这三种事业与国家社会民族极有关系，力足以移转国家社会的成败、兴衰或进退。”创业者们上路了。此时的中国，前途缥缈，但行走者心中并不迷茫，他们在惨淡经营中，寻找着发展的契机。

历史提供了机缘。被公推而管理着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在承揽印务中得以结识张元济。其时，这位因参加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后被革职的清光绪进士，正在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担任院长。后人评价说，夏瑞芳在商务印书馆早期发展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就是三顾茅庐，请来了张元济。1901年，张元济投资商务印书馆，成为该馆股东之一。1902年始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

此时，经过维新失败，宦场沉浮的张元济已经认识到“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尤要”。他晚年的一首诗中，更是彰明了他的志向：“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报国无门、思想开放、学贯中西的前清翰林张元济和虽排字工人出身但胆识过人、了解西方出版方式的企业家夏瑞芳的结合，使商务印书馆实现了关键的跨越。张元济的抱负和夏瑞芳的魄力成就了创业之初的商务。张元济及其后由他邀进商务的高梦旦、杜亚泉、蒋维乔、庄逾、谢仁冰、徐隽等一批知识分子，都极看中出版推动社会的作用，“皆以译书报为开发中国急务”。他们的加入，使“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鲜明地写在了商务印书馆的旗帜上，成为创业者共同的追求。一个新型的出版企业在中国的大地上呼之欲出：它既不属于官府，也不依赖洋人，是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创办和经营的出版企业。随着它的发展、壮大，在世界现代出版业中，有了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国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

与此同时，在商务印书馆的周围，迅速涌现出一批类似的企业。这当中有创建于1902年的文明书局；1904年的有正书局；1912年的中华书局；1916年的大东书局；1917年的世界书局等。中国现代出版企业的萌生与发展，同清朝官府开办的出版机构的消失，外国教会开办的出版机构的退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成为世界现代出版业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中国现代出版业走过一个世纪历程之后的今天，出版在推进社会进步、推动文化建设和文化传播中的巨大作用，已经被公众认识。评价、衡量一个出版机构社会贡献的标准也变得十分清晰。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来审视商务印书馆在一百年中的坎坷前行，思考它在一百年中的社会含义，文化命题，我们依然会时时感到震撼。

用“开辟草莱”表述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现代出版业中的地位绝不为过。翻开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中国现代出版史、现代印刷史上的众多的“第一”跃然其间。

1900年，在我国首次用纸型印书。

1903年，首次使用著作权印花。

1904年，出版我国第一部汉字横排书———严复《英文汉诂》。

1908年，出版《物理学语汇》、《化学语汇》，为我国最早出版的审定术语汇编。

1909年，出版孙毓修编译的《童话》一、二集，为我国最早出版的童话。出版《汉译日本法律经济辞典》，为我国最早译印的百科辞典。与英国泰晤士报社协议印行所出《万国通史》，为我国出版社对外合作的最初尝试。

1912年，始用电镀铜版。

1913年，首次使用自动铸字机。

1915年，首次引进彩色胶印机，聘美籍技师指导。创制仿古活字；始用彩色胶版印刷。

1917年，编辑《植物学大词典》，为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专科词典。

1919年，创制舒震东式华文打字机，这是我国第一部汉字打字机。创制汉字与注音符号结合的铜模。始用机器雕刻字模。试验用宣纸套印十五色成功。编印《新体国语教科书》，为我国第一部语体文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第一”，成为我国现代印刷出版事业蹒跚前行的历史足迹。

其实，也不止如此，在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天空中，商务印书馆是一面光辉的旗帜，这面旗帜下聚集着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灿烂群星。这些文化宿将的成长历史同样记录了商务印书馆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建设所给予的影响和贡献。

在商务印书馆创立90年时，启功充满感情地概括道：“文化功开世纪初，伐山嘉惠教科书，菲材我亦蒙沾溉，敬向丹铅颂九如。”编写新式教科书，成为属意文化启蒙的商务印书馆开启民智的拓荒之举。福泽所被，余响不绝。

著名学者顾廷龙曾回忆说：“余童年开始读书，初读四书五经未毕，改读商务印书馆的国文教科书。犹忆第一课为’天地日月，山水土木’八字，图文并茂。旋进高等小学及中学，所读历史、地理等课本皆采商务所编印出版者。后来专习国学，则常泛览于《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涵芬楼秘笈》、《百纳本二十四史》等古籍，而又最常检阅的工具书如：《辞源》、《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地名大辞典》等，皆商务所编印者。因此，余对商务敬仰之心甚深。”顾廷龙的经历可以说是与20世纪同时的相当一批著名中国学者的共同经历。

著名作家冰心也曾回忆道：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

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回忆一生的成长，深有感触地说：“我一生有不少良师益友，而商务印书馆则是在我青少年时代供给我精神食粮的最大恩师。”

著名出版家陈原对商务在20世纪的作为，也有精辟的概括：凡是在旧中国读过书的人，几乎无人不知商务印书馆，大家至少读过它出版的教科书。凡是在新中国上过学的人，大都同它有过关系，因为人们不知不觉地使用了它的字典。

上一个世纪之交，封建统治摇摇欲倾，于是，思潮涌动，风雷激荡。此时忧国忧民的智者张元济怀着振兴中华的宏愿，把目光投向了引进西学，移译西哲上面。从此，商务开始了译介传播西方学术思想的工程。这种努力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尤其对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的影响，至巨至久，无法衡量。

1902年，商务出版了《帝国丛书》7种，这是其最早出版的西学著作。随后，1903年出版了《严译丛书》8种，严复翻译的8种学术名著，将西方最新科学成就、思想理论介绍到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大开眼界。林纾的翻译小说，也是商务率先在1905年呈现给读者的。林译小说引进外国写作技巧，对现代小说的发展和翻译小说的繁荣，具有启发与先导作用。商务对西方学术著作的译介，据有关统计，有近千种之多，这其中就包括1934年吴半农翻译的《资本论》一卷一册。商务于1929年至1930年推出的《万有文库》第一集中，收录了大量的西方经典译著，爱因斯坦、牛顿、法拉第、赫胥黎、达尔文等著名科学家、人文社会学家的著作均在其中。

董乐山曾回忆道：“可以肯定地说，我以后几年（指抗日战争时期———本文作者注。）中，在那里读到的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著作构成了我当时的二次启蒙基础。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丹麦文学评论家勃兰克斯的《19世纪欧洲文学流派》，它到现在还影响着我的文学观点。”

1949年9月1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前夕，作为特邀代表的张元济等应毛泽东邀请，同游天坛。其间，毛泽东称赞商务印书馆为人民出了不少有益的书，并说他读了汉译《科学大纲》这本书，学到不少知识。

另据记载，毛泽东在1974年5月30日与首次回国的物理学家李政道又一次谈到他关于这本书的阅读。毛泽东说：“科学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强大武器。看来神学是救不了世界的，只有科学和哲学才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我很后悔自己一直没有多少时间来学习科学。记得我年轻时读过生物学家阿瑟·汤姆生的书，那是很受启发的。”

历史的尘埃犹未落定，也许我们很难分解出当初商务和它的出版物的具体影响，但无法否认，在我们民族从沉睡中醒来，寻求复兴之道时，商务传播的文化和思想，为国人面向世界开启了一扇窗口。

商务印书馆对几代学人的影响，无疑是通过它的出版物实现的。这当中，更有一种直接的影响，是通过它的编辑实现的。商务印书馆史有“文化界的伯乐”之称，著名学者费孝通称它是一个育才馆。为商务赢得这一佳誉的是一批善于发现人才的慧眼伯乐，恽铁樵、郑振铎、叶圣陶、周予同、李石岑、郑贞文、殷佩斯、吴泽炎等就是他们中的代表。

恽铁樵热情向社会介绍鲁迅第一篇小说，曾是新文学史上的佳话。1911年，在故乡绍兴师范任校长的鲁迅，用文言创作了一篇小说。小说抨击了私塾教育的落后，运用白描手法，以精练的笔触，将一个土财主和一个三家村冬烘先生的愚昧无知刻画得惟妙惟肖。当年5月，在绍兴的周作人给这篇小说加了《怀旧》的题目寄给《小说月报》。编辑恽铁樵见后，特地将它编发在卷首第一篇的突出位置，对其中的佳妙处加了十来处圈点，并在文末写上很有分量的评赞：“实处可致力，虚处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误，机灵人所可固有，非难事也。曾有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至满纸，无有是处，极宜以此等文字药之。”20多年后，鲁迅两次在给友人的信中，以十分感激的心情提及此事，可见此事在鲁迅心中的印象之深。

叶圣陶入商务后，也曾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在两年任期里，《小说月报》也推出了许多新作者和他们的处女作，其中有丁玲和她的处女作《梦珂》，施蛰存和他的处女作《绢子》、巴金和他的处女作《灭亡》。丁玲后来说，要不是叶圣陶的谆谆善诱，“我也许就不走这道路”。

今天人们都知道费孝通先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他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就在商务的《少年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秀才先生的恶作剧》。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费老说，看到自己的文章刊出，“深刻激动，一生难忘，它成了一股强烈的诱导力，鼓励我写作又写作”。为此，始终“特别怀念培养我写作爱好的《少年杂志》编辑殷佩斯先生”。

老舍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也是在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上。当时，老舍在伦敦创作的《老张的哲学》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首次使用的作者名是“舒庆春”，从第二次开始，署名改为“老舍”。从这时起，老舍的头四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小坡的生日》全是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

商务和一些文化名人的翰墨因缘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语言学家王力的第一本书《老子研究》是由时任《教育杂志》主编的李石岑介绍出版的。此后，他留学法国时的大量译作，包括小说和剧本，都由商务出版。1982年，他在贺商务印书馆85周年馆庆的七律中感慨：“翰墨因缘五十年，名山事业赖君宣。”

著名记者、学者萧乾与商务的交往，则是超越了一般的文稿往来。他回忆道：“1935年上半年我得动手写毕业论文了。当时我身在新闻系，心却在文艺方面。我得在这两者之间选择论文题目。于是，我决定钻一钻书评。可当时我又面临一个问题：我是靠写小说的稿酬来上学的。一旦写起论文———而且还得全力以赴地赶写，生活怎么办？幸而沈从文先生答应我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先分章在他与杨振声老师主编的《大公报·文艺》上发表。郑振铎还答应把我的论文《书评研究》介绍给商务，并且把我的小说集和散文集同时也收入他为商务所编的“文学研究会丛书”中去。”这对当时为学业和生活所累的萧乾，不啻是雪中送炭。他晚年感叹：“可以说，是商务帮我完成的大学教育。”

在黑暗中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这是上世纪初许许多多知识分子面临的现实命题。商务印书馆的有识之士，设想着用教育进行开发民智的试验，他们摸索着，实践着。济世救民的宏图，引领着他们走进出版，又走出出版，跨过了行业的界限，却总不舍理想和信念。

若是囿于出版的狭隘定义，就难以概括商务印书馆的从业方向。因为在建树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出版物的同时，商务开拓起所谓的附属机构。一是创办东方图书馆，藏书50多万册，1926年正式向公众开放后，借书者络绎不绝。一是自1905年起陆续创办小学师范讲习所、商业补习学校、国语讲习所、国语师范学校、师范讲习社等，1915年成立函授学校，并创办了幼儿园、尚公小学等教育实体。这可以“育人”一言以蔽之。商务还造物益智，成立了文化教育产品制作机构，文具厂、标本仪器厂、玩具厂、电影厂，甚至还想创设唱片厂。所有这些机构也许形态各异，也许离开纸质出版物越来越远，但它们的核心———扶助教育却是那样惊人的相似。智者的远见卓识似乎已经跨越了时空，直到今天，我们回望历史，灵犀一点，依然要对未来说———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遥想商务印书馆，开启民智的理想，曾使它充满了活力，动力强劲地书写着不尽探索的历程。

出版社的历史，是由出版物写成的。一个出版社在读者心中的形象和地位，更是出版物铸就的。

当年，一个《小说月报》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诸多弘扬新文化、培养新人才的佳话，同样由商务出版的自然科学杂志《科学》、中国近代出刊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对中国近代文化、科学的发展和普及，也是功不可没。《东方杂志》，从东西文报章撷取材料，举凡最新政治、经济、社会的趋势及学术思潮，无不给予迅速和正确的介绍，同时，传播科学知识，针砭时弊。这本杂志，先后刊出了不少富有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介绍国外名著与思潮的文章和著作，如《辛亥革命史》、《戊戌政变记》、《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神髓》等，被知识界称为近现代史的资料库。据统计，从世纪初开风气之先创办《绣像小说》，一个世纪中，商务创办的刊物达30余种，有的出刊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在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中，近代中国家喻户晓的出版物不胜枚举。它们给多少童年的梦想增添了斑澜的色彩，在多少求知的少年面前展开全新的世界，为多少热血青年心中注入了澎湃的激情……服务新学的《共和国教科书》中的《国文》，10年间销售达8000万册。始自1916年版《涵芬楼秘笈》的古籍丛书，更是规模浩大。其中包罗万象的特大型丛书《四部丛刊》的出版，堪称我国文化学术界一大盛事。《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出版，恢复了正史旧本的面貌，以对史学界的重大贡献载入史册。以宣传和普及新文学新文化为要旨的《万有文库》，不仅造成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学宣传运动，而且为新文学提供了庞大的读者群和作者队伍。早在二三十年代，《辞源》就是全国所有小学教师以上的知识分子案头的必备书。战争时期，毛泽东戎马倥偬，在延安运筹帷幄，商务出版的《辞源》被他放在案头，写作时常常翻阅。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新华字典》，已经印行近四亿册，几乎走进中国每一个家庭。今天在学界尽人皆知的《汉译识界学术名著丛书》，因集纳了世界学术史上里程碑式的经典著作而享誉中国学术界，成为商务印书馆的知名品牌。今天的商务，正是通过这些出版物，融进千万中国读者的心中，成为一个著名的文化品牌。

每一个新加入商务的后生，面对老者商务，总是禁不住要探问：为什么商务经历了那么多磨难，总能从困境中崛起，走过百年辉煌？为什么商务人会对商务有那么深的感情，终生不变？……

百年商务，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中，是历史无法抹去的一部分，是一部博大精深的书，答案写在它深邃的历史中。

不辜负每一次历史赋予的机遇，革新图强，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是商务企业文化的重要特征。

当年考察了商务的胡适曾感慨：商务的主体人物都存有必须改革的念头。有了这样的念头，才有了世纪初夏瑞芳三顾茅庐请张元济；高梦旦新文化运动中赴京屡次请胡适：“我们那边缺少一个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才有了商务出版方向的一次次调整，所办刊物的一次次革新；才使得商务把握住了废除科举、提倡新学，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等一次次机遇；也才有了商务广纳时代学界精英的自觉。

《小说月报》经沈雁冰主持的革新和郑振铎、叶圣陶等继任主编的推进，“记录了我们老一代文学家艰辛跋涉的足迹，也成为老一代文学家在那黑暗的年代里吮吸滋养的园地。”（茅盾语）

20世纪初创办的《东方杂志》，经过科学家杜亚泉、自学成才的学者胡愈之两任主编的改革，成为所在时代反映世界新思想新潮流的窗口，传播进步思想的学术阵地。

以继承、借鉴、传播先进文化，启发民智为己任的自觉，始终是商务企业文化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

废科举，兴学校，至辛亥革命，商务已编辑出版了初小、高小至中学各年级的各科课本375种，801册，工程之巨，令清政府望尘莫及，其在推动社会进步上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更是难以估量。在中国文化界还在为“白话文与文言文谁优谁劣”争辩得不可开交之时，商务用刊行的大量白话文课本，为争论划上了句号。

这种自觉，突出地表现在商务历任主持人身上。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钟情，从其辑印《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可窥一斑。《四部丛刊》包罗宏富，集合经、史、子、集。为校辑备善，其遍访海内外藏书，凡8573卷，印装成2112册。《百衲本二十四史》更是精选善本，苦心搜求，纠谬求真，还历史本来面目。这些工作功德无量，对我国历史文化有着极大的贡献。

1932年，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商务的发展规模已经超过了包括日本在内的远东国家的所有的出版企业，成为这一地区最大的出版机构，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大型出版企业媲美。就在这时，商务印书馆历史上最惨痛而悲壮的一页发生了：民国21年1月29日上午十时，上海商务印书馆总厂在日本陆战队飞机投掷的炸弹下，变成了火海，焚余纸灰飞达数十里，厂中各种印刷机器全部烧毁。

2月1日8时许，与总厂一路之隔的东方图书馆及编译所被日本浪人纵火，顿时火势燎原，纸灰飞扬。直至傍晚，巍峨璀璨的东方图书馆焚毁一空。东方图书馆30年来陆续搜罗所得巨量中外图书，极大部分旧四部各善本书，积累多年的全部中外杂志报章，全套各省、府、厅、县志，以及编译所所藏各项参考书籍及文稿，全部化为劫灰。

目击者描述：“书籍及纸张等栈房之大厦及所存书籍纸张均焚毁一空，纸灰深可没膝。”“从枪炮声里看到满天飘扬的纸灰，昼夜不断。这都是商务印书馆的纸张和东方图书馆的书籍化成的，使人既愤慨，又痛心。”“当日大批铅字被烈火熔化后淌进下水道，致使管道中结满了实心的铅块。”

侵华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曾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以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侵略者错打了算盘。在战火中成为废墟的商务，在激愤中喊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重整旗鼓，利用劫后余存旧纸型，重印“国难版”图书，编印《复兴教科书》，当年实现了“日出新书一种”。

在一个世纪中，商务印书馆曾几度形毁于战火、劫难，但却始终追求不变，自觉未泯。这追求、自觉存于它的创业者、创业者心中，是凝聚商务人、发展商务业的源泉与动力。

今日，在新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商务的传统得到了弘扬，译介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出版中外文语文工具书成为其对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的贡献。《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国外重要思想家、学术权威的代表性著作，给研究工作提供了基础资料，拓宽了学术界的眼界；它的中外文语文工具书，以严谨、准确、科学为自己树立了权威，《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源》、《汉英词典》等，不仅是中国读者的必备书，也是海外华人、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工具书。这些出版物，以其权威的影响，中外出版业罕见的发行量，使商务印书馆真正成为人类通往精神世界的重要桥梁之一。近年来，商务不断开发原创图书资源，拓展其出版规模，出版了《商务印书馆文库》、《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等颇具影响的系列图书。

又是世纪之交，创办于19世纪，创业于20世纪的商务印书馆走进它生命历程的第三个世纪，也是谋求更大发展的世纪。不久前，记者再一次来到繁华的王府井大街，青灰墙面的商务印书馆在喧嚣中显得宁静。编辑部里，硕士、博士，已经成为今天商务的骨干，他们正和商务的同志们一起，用智慧、才华共绘商务的未来。一项项新的出版计划在这里付诸实施：规模达2000万字的《赵元任全集》工程已经启动，国际知名的学者、院士用心血又在浇铸一座“宏伟的大厦”；新近整合的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里，《古今汉语词典》、《应用汉语词典》、《新华词典》、《英华大词典》、《新时代英汉大词典》……一本本厚重的工具书散发出浓浓的书香，建设中的辞书语料数据库蓝图初见端倪。走进发行书库，堆积如山的《新华字典》正被分装上汽车，即将运往全国各地。